德益配资从云冈石窟到小西天，在越来越精致中走向了崩溃

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明显的汉化过程，伴随着数次民族融合，最终演化为了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宗教体系。这一经由中亚、新疆、河西走廊并最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佛教分支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，也被称为汉传佛教。

和密乘佛教有很大的不同，汉传佛教不仅发展出了吃素这一传统，而且重视义理融合，普度众生的思想。

大同就在佛教汉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上。

大同是汉朝结束后，佛教向内地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北魏迁都到大同之后，在大同经营数十年。就是在经营大同期间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。

僧人太多，寺庙太多，他们不用交赋税，还占有了大量田地，对于一个急需武装人口抢占领域的冉冉上升的政权来说，佛教自然是阻碍者。

北魏太武帝为了充足国库，征召足够多的人马，下令灭除一切寺院，强制还俗（445年）。但在太子提前透露的帮助下，很多宝物、经书也逃过了一劫。但就在灭佛运动之后没多久，7年之后（452年），文成帝拓跋濬即位，随后便重新兴起了佛教。随即在第二年（453年）年，云冈石窟便开始开凿了。

除了对于佛教信念的认同之外，更多的则是通过佛教来巩固统治。佛教中的理念当然是便于统治的，但这里甚至将其扩大到一些细节，例如将佛像塑造为皇帝形象，拜佛祖就是拜皇帝等等。

465年，文成帝去世，11岁的魏献文帝登基，但朝政长期被冯太后把持，所以这一时期的雕像，尤其是皇家雕像，大多如上图所示，是对佛，是一种双皇权的态势。

到这个阶段，佛教已经完成了对于封建政权的依附，封建政权也完成了对于佛教的采纳，双方朝着同一个目标开始不断融合。

到孝文帝时期，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493年迁都到洛阳，让北魏鲜卑族更多的融入到中原汉族中。这也导致了大同的衰落。云冈石窟也因此衰落了。但北魏的佛教并没有因此衰落，相反，迁都洛阳后，又在洛阳开凿了龙门石窟，龙门石窟超越了云冈石窟，成为石刻数量和碑记数量最多的石窟。

为了便于开凿，云冈石窟选在了并不坚硬的石头基质上，导致极为容易风化。尤其是在石窟外侧的木质建筑倒塌之后，降水对于云冈石窟的破坏是巨大的。改革开放后，中美合作对于云冈石窟的水位进行了充分的治理，也进行了充分的保护。

日本是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最早和最深入的研究，建国后，中国学者接力持续进行挖掘和保护。

从大同往南130公里，就到了佛光寺，佛光寺是现存等级规格最高的唐代寺庙建筑。佛光寺同样兴建于魏孝文帝，但在400年后的唐武宗灭佛期间被毁，并在30年后再次重建。

与云冈石窟类似，在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中，也是因为佛教的发展过于壮大，导致佛教已经影响了当权者的财政税收，政府稳定。此外，在唐朝时期，佛教依然被视为外来者，有“华夷之辩”的心态。因此对于灭佛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的支持者。

没有在佛光寺拍出任何值得留存的照片，因为佛光寺体积并不大，但足够精美，网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拍摄非常好的照片。

佛光寺最为称道的除了优秀的历史，以及广为流传的梁思成的发现历程。那些精巧的结构、朴实无华的唐风斗拱、以及精妙又合乎美的庑殿顶比例，真的让人蔚为大观。

从院落中要登上大殿，必须攀登非常非常陡峭的台阶。在院落中甚至无法直接看到大殿的全貌，如果要一览全貌则必须付出努力，或许就是这种磨砺才能真的见到佛。

再往南200公里，就到了平遥古城。在平遥古城外，有一座非常精美的寺庙，双林寺。最早同样始建于北魏时期，但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时期的古建筑。但真正要看的则是里面丰富而生动的泥塑。这些泥塑又有不少来源于唐辽金，保留了更为古朴的风格。

进入院落，你便可以看到和北魏唐辽金时期有明显差异的一个建筑，也是明清时期山西古建的一个典型特色，那就是在进入寺庙之后，首先会看到一个戏台子。这个戏台子在庙宇中的角色非常关键。因为如果你站在院落中会发现，这个戏台子是直接面对佛像的。那么一切表演，不仅是给住在这里的人，参与这里事物的人看的，也是祭祀的一部分，是给佛看的。

佛教自后周发生最后一次灭佛之后，便在随后的一千年里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了。这或许和宋辽时期的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关系，宋明理学在吸收佛教心性论后，佛教成为中国正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。佛教的本土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加强。

因此，当真正的站到院落中后，才意识到这是根植于本土的信仰，也是根植于社群的仪式。

到明清时期，在山西已经找不到那么多唐代建筑使用的粗壮的木料了。南美高产作物引入国内后，人口迎来了大爆发。原来边边角角无法种植小麦粟子的地方，现在可以种玉米和红薯了。玉米不仅是光合作用率极高的C4植物，而且对水的需求也少一些，在山西这种海拔较高阳光充足但水源紧张的地方尤为合适。尤其是明末小冰期的时候，由于取暖的缺乏，大量的树木被砍伐用来垦荒以及取暖。

所以明清时期再修建古建筑的时候，建筑体量就普遍小了一些。